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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的理想主义，虚伪的现实主义
                       ——读《红与黑》

“为什么要一面诅咒伪善，还一面伪善呢？”

我是第一遍读完它，却也不得不在撰写书评时强调这一点：我从不认为于连是像专家导语中所说的是全然高尚的，也并非世俗所认为的攀龙附凤不择手段的虚伪小人。鉴于我处在世俗和文学专家这两者之间，或许我能抛却高处俯视和低处仰视两种极端，走上和他平齐的看台。至于身处的前后，现在却还是不得而知的。

那么，我们切入正题。开篇前我必须要提一件事，曾经我接受过一个很有趣的弗洛伊德理论分析，“理智遏制了欲望，理想杀死了理智又埋葬了欲望——最后，发现一切不过是欲望的一场阴谋。”我不看弗洛伊德，却突然意识到这话也许正好与于连的经历相契合——不如从木匠索雷尔之子看起；

司汤达从揭开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伊始，就致力让我们感到他若雄鹰般危险的野心和可怖的坚毅，这坚毅是虚伪布帘紧闭的保证。而可笑的是，在其现实主义的冷酷下，却存留着一颗理想主义的心脏。

起先的索雷尔是生涩的。尽管天资聪颖，又颇有毅力，谨慎有加，却仍无法克制欲望的外露。这欲望既有现实因素，也有理想主义。对拿破仑狂热代表着他理想主义的欲望，而对圣经的通篇熟练背诵和为取得教士头衔强迫自己对天主给予伪善的赞美则是现实的渴望。我们可以清楚的窥见——家庭教师索雷尔在市长家中常常无法收敛它们。其间，德瑞那夫人是他征服的巅峰——那是他欲望的一次微小胜利，却很快被理智冲破。晋升显然比留在此处机会更多，迫于多方面的压力，理智遏制了欲望。他与这个女人吻别，对她的欲望的短暂死亡致使他似乎在吻一具活尸——现在我们还不以为意，然而，这却是于连生命中唯一全然由欲望主导的感情。此后，欲望一直活着，却再未迸出抱住一个夫人的腿祈求她爱他的勇气。

在贝尚松的时日，则是他理智的崛起。神学院的明争暗斗全然不允许他流露出任何一点对仕途的渴望或是对革命时代的怀念。在此处，索雷尔正式从木匠之子转变为德拉莫尔侯爵的秘书，一个流言中的贵族私生子，归功于他近乎冷酷的决心。

这理智则大有益处。在巴黎的上流社会，他凭着理智的高傲掩盖了欲望微弱的气息(对读者来说是难以掩盖的)，甚至还俘获了高贵的玛蒂尔德的芳心。对于这次比武过招，他满怀信心——他们的感情全然是理想主义的磕绊，鉴于这一点他有时也会迷失双目——可退一步讲，玛蒂尔德在现实中占据高地，她不可能全然放下对其的偏见；对她来说，于连的深情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因此，这次追求必须是理智主导的，理想引诱的典范。

他成功了，接着被理想扑倒在地。理想看似杀死了他的最重要的欲望——仕途。即使留下来能担任拥有一个教区的主教，出于理智的消失，他却选择在征服了玛蒂尔德后的喜悦火焰中沉浮。可这远不是结束——在德瑞那夫人的诉讼案发生后，理想的破灭与欲望的回光返照使他不得不用手枪射击他的前情人。他这才意识到——欲望从未死去，除非他死去。

“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那罪仅仅是射杀德瑞那夫人那么简单吗？答案是否定的。对它的承认象征着于连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死去了，或许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罪孽。此处的不可饶恕和正义却毫无关联，而是身处的时代不肯饶恕这只出头鸟——尽管于连一路小心迎合，机关算尽，仍旧无法在由教皇和贵族掌控的复辟王朝中作任何改变，他无法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傲气，也第一次受够了名誉的利爪。于是，他宁愿在早晨出生，在黑夜之前就死去——这软弱是他自认的罪，也是他乐意的解脱。

可落幕之前的独角戏往往才是戏剧中最慷慨激昂的部分——于连站在被告席上痛斥大受追捧的虚伪的现实主义和无用的理想主义对他的穷追猛打——前者一副高贵务实的嘴脸，所做之事实在令人不耻；后者则是一支轻飘飘的，名为正直的羽毛。可惜为之动容的妇人纯属只因一具富有男子气的年轻躯体的消香玉损而哭泣，真正听懂了的三流之辈却气得从椅子上跌落。令人庆幸的是，演讲者却再不用为观众的喜怒而或喜或悲，他被斩下的头颅宛如圣约翰那样美丽，了无生气。

“玛蒂尔德亲自把她的情人送到他生前为自己选下的墓地。许多教士护送着棺材，但没人知道：她正独自坐在那辆蒙着黑纱的车子里，膝上捧着她曾如此深爱的那个男人的脑袋。”

“德瑞那夫人信守承诺，没有自寻短见。然而，于连死后三天，她就拥抱着她的孩子离开了人世。”

结束之前，我也不免要随大众一起以玩味的态度揣测下于连的感情经历。依我看来，于连从未付出过长久的爱给她们间的任何一个。对于玛蒂尔德，更多是理想的激情和征服欲在作祟——玛蒂尔德一向自命不凡，望拥有玛戈王后那样荡气回肠的传奇爱情，于连则是英雄主义坚定的拥护着，两人一拍即合。至于一刻不停的试探和捉弄，不过是源于独立人格的碰撞间必要的征服欲和戏剧性对二人的重要意义罢了。若说有过短暂的爱火，仅仅是在于连沉浸于理想的实现时发生过。就算是于连入狱后，玛蒂尔德的东奔西走也不过因为在她生命中根深蒂固的反叛因子——她妄图要作一个“英雄”的女人，英雄主义使其浑身震颤，也根本不愿去探究于连最后的坚强是否来源于懦弱。可话说回来，假使不看源头的欺骗性，这倒也能定义为一段传奇的“爱情”了。

德瑞那夫人则是一个19世纪30年代上流社会女性的代表——温顺，无知，被宗教死死掌控于手中。而除了她，再没有一个女人能包容于连的狂言妄语，她是于连软弱的栖息处，倾诉口。可于连显然不是由软弱塑成的肉块，二者全然不对等的感情能否称为爱还值得考量。

而奇异的是，司汤达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从主人公于连极端的美丽以及自我毁灭中可以看出)，对爱情的纯粹持有的却是否定态度，似乎要把浪漫从理想主义的怀抱里剥离。这种矛盾，使《红与黑》无法找出什么确切的中心，不同的读者间产生了诸多互相几乎背道而驰的分歧。但同时，也正是这一点成就了这个故事，使它从其余的主题清晰流派分明的小说里脱颖而出，经久不衰。